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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中，作者討論了啟蒙時期歐洲人的亞洲觀。在作者看來，亞洲是啟蒙時代的顯學，到了十八世紀，亞洲最為偏僻的地區也被人探勘研究過，到了一七八０年左右，歐洲的知識份子對亞洲已相當熟悉。

但這些訊息如何從亞洲流傳到歐洲呢？這些訊息又是如何轉化成圖像、解釋，甚至理論的呢？本書提供了許多生動的例子，像歐洲人如何在奧圖曼帝國、波斯、印度及中國收集資訊，誤解與偏見如何造成，又是如何依賴當地人士。本書對這些探索了形成這些誤解的途徑：從最先的印象到公開出版的旅遊報導，再到歐洲民眾的閱讀經驗。

啟蒙時期的世界觀與求知慾促使歐人接觸陌生的亞洲，歐洲不斷和當代亞洲互相比較，藉以尋得自己的定位，逐漸從亞洲的優勢中解放出來，殖民方式不過只是其中一小步而已。本書也從許多亞洲的經驗中出發，探索了這種文化上的典範轉移：評價了亞洲的游牧民族和騎乘民族，討論了「東方專制」的問題及東方社會中的女性地位。

歐洲在這個世紀深入認識亞洲，原本神祕奇幻的國度現在成了清晰的客體，這種知識上的去魔化令歐洲獲得一種至今依然揮之不去的優越與自大感。本書的研究呈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難題，對今日的世界來說，這段歷史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衝突溝通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作者簡介

尤根．歐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

一九八二年至八六年，擔任倫敦德國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一九八六年至九０年，為弗萊堡大學學術政策研究所的學術顧問；一九九０至九六年，為哈根大學（Hagen）歐洲洲外史的教授；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擔任柏林學術講座（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特別研究員；一九九七至九九年，成為日內瓦國際高等研究大學（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tudes Internationales）國際關係史教授；一九九九年起，為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t Konstanz）近現代史系教授。一九八九年，他的《中國與世界：十八世紀至當代》（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獲德國史家協會獎。尤根．歐斯特哈默教授的研究重點包括： 十八世紀以降的歐亞歷史、知識思想的傳布接受的歷史、思想史、史學理論及全球化理論與實踐的歷史等範疇。

序
在試圖確定歐洲在當代世界的位置之際，沒有任何時代比十八世紀更富啟發性。歐洲啟蒙運動時代的知識份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會有「種族中心」的傾向。透過許多例子，便可輕易揭露並證明這點，尤其是在一個似乎將全球意識、多元文化認同或活躍的世界倫理等概念，廉價地視為無關緊要的突發信念的時代。如果我們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話，那兩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電視報導、國際觀光活動和網路傳輸之惠而想成為世界公民的人，他們的努力便顯得微不足道了。

看來也似乎如此。不過，這類當代的自大心態卻是時代錯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為在啟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時代和文化的特性。從某些方面來看，十八世紀對我們來說正是陌生的。在適當理解或介紹非歐洲文明上，從那個世紀到我們這個世紀之間，並沒有任何持續的進展，反而只見到長期醜化非西方的世界。透過各種主流的「主義」，這點便可一目了然，諸如歐洲中心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愛德華．薩依德二十年前又再補上了一個東方主義。這些傾向和態度出現在一八○○年左右那極具關鍵性的「分水嶺時代」，若要斷言這個時代已完全被跨越，當然是過於輕率。

對十八世紀的學者和文人而言，研究及認知「理解」——這個詞彙我借自恩斯特．舒林的名著《黑格爾與蘭克對東方的世界史理解》——非歐洲文明，並不只是一場假面舞會和虛榮的自誇行為而已。因為法國、蘇格蘭、英格蘭、德國和義大利啟蒙人士所在意的「人類科學」跨出了歐洲，所謂的美洲與南海野人、亞洲的蠻族與文明人，都受到造訪、描述和評論。亞洲不再是個異國風味的配料，而理所當然成為體驗世界的中心地帶。

這種普遍並具有比較性質的人類科學，伴隨著大眾對各類亞洲事物的廣泛興趣，在十八世紀最後四十年中達到了發展高峰。就在世紀更迭前夕，對東方語言、文學及哲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職業化階段。然而，法國文化史家雷蒙．施瓦伯所稱的「東方文藝復興」，卻從未成為影響深遠的教育力量。波斯文、梵文或中文，仍無法打破古希臘羅馬及古典語言在十九世紀意識中所佔據的人文主導地位。東方文藝復興產生了東方學科。不過，由於亞洲研究只留給了語言學家，知識大眾的負擔遂告減輕。這種世界性的人類科學退讓給許多個別學科，而現代歐洲則成為這些學科的共同重心。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最近。

十八世紀的亞洲去魔化，一如整個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種具有雙重意涵的矛盾價值的變化過程。一方面，去魔化意味著喪失了前現代多樣性的思想寶庫、一種美學經驗的潰敗、一種「讓生動鮮明的概念蒸發成一種模式，亦即將圖像化為概念的」（尼采）能力的勝利。有秩序的世界才可加以支配。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或者說後現代的感性經驗，一直在反抗這點。亞洲的再度魔化，特別是充滿古神話的印度，在一八○○年後也並未讓人久等。

如果今天某人認為「陌生國度」還不夠陌生、繽紛和具有異國風味的話，便以各種疏離的方式來滿足需求：其極致就是「新紀元運動」對西藏深邃哲理所存的各種幻想，但那和真實的亞洲並無太大關連。而另一方面，去魔化意味著一種理性的勝利。只要不再相信女巫會飛，就不會去焚燒她們，最後也就會懷疑到底有沒有「女巫」。亞洲的去魔化剝除了一個長久以來被視為是各種宗教和文化源頭的大陸的光芒，也剝掉了它的魔力。在短期間內，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或中國人成了歐洲人的遠鄰，儘管存有許多明顯的種族差異和溝通難題，彼此卻仍可進行一場幾乎未被扭曲的對話。不過，十九世紀初期種族主義──彷彿就是能為人著想的浪漫主義的陰險雙胞兄弟──出現後，卻毀掉了這個機會。